中新经纬7月28日电 2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正式发布。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《意见》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时表示，涉“两卡”的帮信犯罪案件快速增长，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%左右。
汪斌称，《意见》的制定背景为，近年来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犯罪高发多发，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产生了一系列黑灰产业，衍生出大量上下游关联犯罪，严重危害网络安全、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。为应对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的发展变化，2015年刑法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(以下简称“帮信罪”)。2016年以来，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相继出台了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、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(二)》(以下简称《电诈意见(二)》)、《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《帮信解释》)等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；2020年10月“断卡”行动开展后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相关业务部门还联合下发了会议纪要。其中，《帮信解释》《电诈意见(二)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就涉“两卡”(电话卡、银行卡)帮信罪的“主观明知”认定、“情节严重”标准、刑事政策把握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，对统一思想认识和法律适用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依法开展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等工作，电信网络诈骗、帮信等犯罪活动持续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，特别是从去年以来，人民法院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数量有较大幅度下降，帮信犯罪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。但是，也要看到，随着电信网络诈骗、网络赌博等信息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不断升级，对帮信犯罪的打击治理难度日益增大，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新情况新问题，执法办案面临严峻挑战。
一是涉“两卡”犯罪案件数量仍处高位。随着“断卡”行动的深入开展，涉“两卡”的帮信犯罪案件快速增长，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%左右。2020年以来，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逐年增长，2023年超过10万件，随着打击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，2024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帮信犯罪案件数量虽同比有了大幅度下降，但仍处于高位；同时，涉“两卡”的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(以下简称“掩隐”)犯罪案件同期也大幅度增长，去年以来虽有所下降，但仍居高位的总体态势尚未根本改观。
二是帮信犯罪职业化、跨境化特征明显。当前，“一对多”“多对多”的帮信行为成为重要形态，专门提供非法软件、“解封”服务等“技术支持”行为，成为信息网络犯罪产业链中独立的上下游犯罪形式，涉“两卡”帮信犯罪已经形成了“卡农—卡商—卡头”的组织模式，出现职业开卡人、职业养卡人等不法群体。同时，随着电信网络诈骗、网络赌博等犯罪转向跨境实施，为其“输血供粮”和提供“技术助攻”的帮信行为增多，亟需有力打击。
三是涉案人员呈现低龄化等特点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当前帮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现低龄化、低学历、低收入、初犯比例高的“三低一高”特点，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过80%，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三分之一。特别是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，一些电诈、洗钱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涉世不深、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，蛊惑、引诱其出售、出租自己的电话卡、银行卡，甚至将部分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发展成为“卡头”，社会危害严重。
四是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不够统一。帮信罪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，犯罪手法多，花样翻新快，法律适用争议大，而现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相对滞后，难以有效应对司法实践的新变化新要求。近年来出台的《帮信解释》《电诈意见二》和相关会议纪要均涉及帮信罪的认定规则，但由于效力层级不一，条款内容分散，司法实践中存在规则适用不当、裁判尺度不一、政策把握不准等现象，亟需统一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标准。
为依法打击帮信犯罪，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上下游链条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立足执法司法实践情况，开展专项调研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反复研究论证，根据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，联合制定了《意见》，对帮信等犯罪的司法适用，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政策指引规则。
《意见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方面，汪斌介绍，《意见》共五部分，十六条。就办理帮信犯罪及其关联犯罪的总体要求、依法认定帮信犯罪、准确把握刑事政策、坚持综合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。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：
(一)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实践难题
在梳理帮信犯罪既有立法、司法规定以及充分调研基础上，就实践争议大、认定难的问题，提出明确的适用规则。《意见》根据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发展需要，调整和整合了《帮信解释》《电诈意见(二)》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明确了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认定规则，涉“两卡”帮信罪的“情节严重”认定标准，以及帮信罪与掩隐罪、诈骗罪等关联犯罪共犯的区分规则，有效解决了法律适用和司法认定不统一的问题。
(二)坚持综合认定，避免客观归罪
《意见》明确规定，应在全面准确把握行为人是否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，是否“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提供帮助，行为是否属于“情节严重”构成要件基础上，综合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帮信罪，并突出强调在涉“两卡”帮信犯罪案件中，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金额等，是否达到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相关信息网络犯罪的入罪标准，防止仅依据行为人的行为符合“情节严重”一项情形，即一概认定构成帮信罪，切实避免客观归罪。
(三)坚持严格标准，注重有效惩治
为更好适应涉“两卡”犯罪的形势变化，《意见》对《电诈意见(二)》和相关会议纪要规定的涉“两卡”犯罪“情节严重”认定标准进行了整合调整，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。将原规定的出售、出租本人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，明确为出售、出租本人三个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。同时，针对当前涉电话卡违法犯罪活动高发的新情况，还将原规定的收购、出售、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属于“情节严重”情形，调整为不再区分他人、本人，只要收购、出售、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，即认定属于“情节严重”情形，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。
(四)坚持宽严相济，突出打击重点
根据当前帮信犯罪日益职业化、组织化、隐蔽化、智能化趋势，《意见》规定，办案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做到该宽则宽，当严则严，宽严相济，罚当其罪。对于组织性、职业性和跨境协同实施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，以及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组织者、策划者、指挥者、骨干成员等，依法从严惩处；对于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，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、情节较轻的人员，依法从宽处理，并分别对从严、从宽的具体情形予以明确，便于办案人员准确理解适用。
(五)坚持系统治理，强化行刑衔接
《意见》规定，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，办案机关要坚持系统观念、法治思维，强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，充分发挥司法建议、检察建议和公安机关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，加强与金融、电信、网信、教育行政、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协作，共同推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的综合治理。同时，《意见》就做好行刑衔接、落实职业禁止和禁止令、制发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问题，细化了具体规则和落实措施。既要“抓末端，治已病”，更要 “抓前端、治未病”，打好“组合拳”，做实帮信犯罪的综合治理。(中新经纬APP)
